全球价值链是跨国企业自身职能外包和离岸发包的结果，并在过去30年里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变革，跨国企业通过离岸服务外包等形式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实施采购、生产、销售和服务。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合作不断遭到日益蔓延发酵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破坏，受到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的涌现叠加数字化引发跨国投资轻资产化趋势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处于重构中。服务外包作为参与跨国企业全球生产协同活动链条中的一环，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要使服务外包真正成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那么探讨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定位就十分必要。
面临全新机遇挑战
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动能不足以及相关地区的经济走势给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10月和2019年1月先后两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值，认为经济增长整体面临下行压力。对于我国服务外包主要来源地的欧美和日本近两年的经济表现，IMF预计美国增长率将持续下降，欧元区将难保2018年水平，日本增长率在2020年将减少0.6个百分点。对于与中国同为国际服务外包接包国家的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IMF预计，近两年这些国家经济整体多保持稳定或增长态势。
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发展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移民危机、恐怖袭击、地缘争端等传统国际热点问题依然存在，各国政策内顾倾向明显，大国间博弈竞争加剧，世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破坏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更多的投资和贸易壁垒。2017年以来，美、英、法、德、意、日等发达国家对技术领域的贸易投资实施更趋严格的监管和限制，比如美国推出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核现代化法案（FIRRMA）；意大利扩大了政府对非欧盟企业在高技术领域收购的否决权限；英国通过发布《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投资审查》建立更为严苛的投资审核。国际智库机构Rhodium集团2019年1月中旬发布的《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报告》显示，美国更为严格的投资审查以及美中关系的恶化等因素使得2018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84%，呈现近7年的最低水平，中国高技术领域对美投资遭遇前所未有的障碍。
从中国国内来看，2018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政府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跨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再创新高，为我国在岸服务外包发展带来更多发包主体资源。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69.8%，吸引外资达到历史最高点。中国政府在金融和汽车等领域推出的多项开放政策正在产生效应，更多这些领域的国际巨头进入中国市场，将有力推动金融服务外包、智能制造服务、研发设计、IT支持服务、嵌入式开放等服务外包的发展。
服务经济时代，中高端生产型服务需求的激增为我国在岸服务外包发展创造了更多的需求。服务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对高端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大幅增长，为我国在岸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需求资源，国内服务大市场支撑服务出口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在岸服务外包将推进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高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超过20%，带动我国服务出口快速增长。
提升全球价值链定位
首先，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经济社会原有的平衡，服务在数字化社会中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服务外包企业多为科技企业，其发展高度依赖全球创新生态和全球供应链。伴随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低附加值服务外包业务从长远看将难以为继。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新技术新业态更新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系统之复杂，都给我国服务外包带来新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服务外包亟需紧跟并驾驭新技术，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避免被“淘汰出局”，同时助力国内调结构、扩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服务外包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我国服务外包面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双重挑战，亟需提升国际综合竞争力。服务外包的科技特质和绿色特性使得其成为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提升国际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各国不遗余力通过服务外包切入全球价值链，或在价值链重构中占据更优、更有利的位置。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爱尔兰、波兰、罗马尼亚、巴西、墨西哥等国或加快巩固其服务外包先发优势，或发挥其跨国企业优势，或通过创新政策激励支持，或利用欧美的近岸地理和语言文化优势加快在日趋激烈的服务外包国际市场中抢占有利位置。美国跨国企业的中高层中印度裔人士比比皆是，哈佛商学院院长，微软、百事、Adobe等知名跨国企业CEO均来自印度，与发包机构决策层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印度在承接美国大企业服务外包业务中更具优势。拉美与欧盟开始建设跨大西洋洲际数据高速公路，待2020年投入使用后将极大促进巴西等拉美国家与欧盟间的云计算、远程医疗、研发等高端服务外包业态合作。
与此同时，一些价值含量较高的服务外包形态具有明显的“北北合作”模式，发达国家间互包现象十分普遍，美国IBM、法国源讯（Atos Origin）和Capgemni等都是源自发达经济体的典型的技术服务企业。欧盟2017年最大服务出口目的地和服务进口来源地均为美国，欧盟服务出口中有26%面向美国，研发和专业技术服务等其他商业服务、信息通信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高端服务外包合计占欧盟当年服务出口的57%。
宏观微观全面施策
政府层面，应该积极营造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吸引知名跨国发包企业入驻，为我国发展高端金融服务外包、高附加值研发设计服务等创造更多发包主体和需求的机遇。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合理各项要素成本等，持续提升营商环境。在金融大开放背景下，鼓励价值链高端的跨国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来华投资布局，并与国内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合作。
企业层面，有实力的服务外包企业应贴近最终市场用户，缩短价值链环节，防范风险，择机择地开展服务外包国际投资贸易合作。服务外包企业在发包方所在地区建立销售前端、技术前端或交付中心，有助于增进合作信任，掌握最新技术，更好地服务用户，扩充服务范围，缩短价值链条。当前多国政策内顾倾向明显，不断发酵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引发贸易争端不断加剧，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投资合作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壁垒。服务外包企业应积极关注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海外风险警示和防范指南，了解国际形势发展，把握合作目标市场的贸易投资政策走向，积极防范化解潜在风险。
服务外包企业应结合《国家服务外包重点领域指导目录》，发挥各自竞争优势，明确提升服务价值服务能级的战略和战术。人工智能、5G、物联网、区块链、无人驾驶等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在重构价值链的同时，对我国服务外包发展利弊并存，服务外包企业应积极创新、提高内生动力，助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